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拯救巴黎最古老的书店

 

巴黎德拉曼书店(Librairie Delamain)是巴黎最古老的书店,它坐落在繁华的圣奥诺雷街(Rue Saint-Honoré),藏于咖啡馆和旅游商店之间,是那样的不起眼。店外,游客熙熙攘攘,他们穿过沿路的小摊、货架,从卢浮宫前往法兰西剧院(Comédie Française),却鲜有人驻足片刻,留意到这片灰白色雨篷下的天地。

 

店内的节奏比店外要慢几拍,顾客们(几乎都是法国人)在局促的书架间争夺着阅览空间。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让-路易·德勃雷(Jean-Louis Debré)时常光顾于此。法兰西剧院演员德尼·波达利德斯(Denis Podalydès)亦是常客。这些年间,米歇尔·福柯(Michel Foucault)[1]、柯莱特(Colette)[2]、让·谷克多(Jean Cocteau)[3]都曾踏入这家书店的大门。

 

但是,德拉曼书店如今可能面临关门。本月,书店与卡塔尔公司星座酒店集团的租约到期。这家公司拥有本街区的全部物业,包括翻修在即的卢浮宫酒店。公司打算将书店的租金翻番,涨到每年10万欧元,这几乎等于书店年收入的一成。本就盈利甚微,书店也许只能被迫关闭或放弃临街的店面。书店自1906年便在这此经营(其业务则可追溯到1700年)。

 

脆弱的独立书店屈服于来自亚马逊、电子书和其他媒体的三重竞争压力,这样的故事对于世界上的爱书之人并不陌生。而在法国,故事的套路却有所不同。作家兼记者安吉罗·里纳尔迪(Angelo Rinaldi)承诺尽全力不让书店倒闭,因此德拉曼书店几乎未受到影响。他上周对《费加罗报》(Le Figaro)说道:“总要到祖母生病时你才意识到你有多爱她。”里纳尔迪计划于9月25日法兰西文学院(Académie Française)复会时在他的同事中宣传此事。

 

法国文化部长福乐尔·佩勒林(Fleur Pellerin)也加入到里纳尔迪的队伍中来。她亲自访问了德拉曼书店,并向店员保证她将全力支持他们。法国国家图书出版中心主任文森特·莫那德(Vincent Monadé)也要求与星座酒店集团面谈此事。几天后,迫于压力,卢浮宫酒店发表声明,称卡塔尔控股公司将会考虑“租客(德拉曼书店)活动的特殊性,以及它已在此经营多年的事实”。

 

莫那德对《费加罗报》说:“现在,我希望他们付诸行动。”

 

由一家书店的关张引发强烈抗议,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,更别提政府直接介入私人租约事务了。这与法国人所谓的“文化例外”有关。此提法不单指文化例外主义,更确切地讲,它的涵义是:文化商品不应成为自由市场一时头脑发热的牺牲品,而应受到保护,使之免遭全球(尤其是美国)文化帝国主义的同质化屠戮。

在美国,这样的政策颇有保护主义之嫌。法国人则更喜欢为其正名,称之为保护“文化多样性”。“文化例外”是法国电台节目必不可少的素材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网飞公司(Netflix)总裁初访法国时,迎接他的是来自制片人的一封悲叹“文化模式崩溃”的信。更广义上讲,这是法国信念的一部分(虽说它已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)。在这种信念里,文化遗产是具有自身内在逻辑和价值体系的商品,政府不仅有责任保护文化,更应该积极弘扬文化。法国甚至将本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和文化名人安葬于“伟人”安息之所—巴黎先贤祠(Panthéon)。

 

在出版界,“文化例外”从理想承诺转变为切实政策,让法国人向数字革命提出挑战,而这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事。

 

作为独立书店,德拉曼书店得到了来自法国国家图书出版中心的部分商品补贴(2013年补贴金额为5000欧元)。2013年,法国文化部长宣布再向独立书店行业注资500万欧元,并新设官方职位(这是解决所有法国问题的老套路)——“图书仲裁人”,在诸如此类案件中介入法律争端,使小书店免于陷入昂贵的诉讼。德拉曼书店这样的书商还受到《朗法》(loi Lang)的支持,该法律以法国前文化部长杰克·朗的名字命名,于1981年颁布。《朗法》规定,图书折扣不得超过其标价的5%。今年初夏,所谓的“反亚马逊”修正法案将这一限定延伸到网络书店,并禁止其对减价书籍包邮。

 

事实上,法国绝不是唯一要求实行固定图书价格[4]的国家。德国、挪威、日本、墨西哥和韩国也是这样做的。英国也曾有过固定图书价格的规定,但现已不再执行。如今,后果一目了然:法国的独立书店占到市场的45%,而英国的这一比例则仅有4%。2013年,美国售出的普通版图书中23%是电子书(英国为25%),而法国的这一比例极低,仅为3%。

Guangzhou Dechun Trade Ltd. Compan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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